近期，深圳开始探索将宫颈癌疫苗纳入免疫规划，这款“一苗难求”的网红再次引发人们关注。而从2007年起，北京市就将流感疫苗纳入免疫规划，为部分人群免费接种。这些都不约而同地引出同一个公共政策议题：如何进一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？

预防接种和安全饮用水，是当今世界促进人类健康和降低死亡率的两大因素。诸多研究表明，免疫规划会带来数倍于成本的净回报。我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儿童计划免疫，历经2002年、2007年两次重大调整，目前形成“14苗防15病”的国家免疫规划体系，并且取得了传染病防控的巨大成就。近些年国家不断加大免疫规划投入，2020年超过40亿元，但依然有提升空间，如肺炎结合疫苗、轮状病毒疫苗尚未被纳入免疫规划。

疫苗未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，其直接后果就是接种率低，给健康公平带来挑战。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完成接种程序，肺炎结合疫苗需要2300多元，国产二价宫颈癌疫苗需要658元，轮状病毒疫苗需要1700多元。不同人群面对价格高昂的非免疫规划疫苗，其可及性差异巨大。有研究显示，财政统一支付模式下的意愿接种比为61.73%，而当全额个人支付时，这一数据降至1.68%。于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，越是落后地区，一些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就越大。

免疫规划扩容，有财政投入的问题，也有激励和责任两大结构性原因。根据我国法律，不论是免疫规划还是疫苗市场，疫苗的直接提供方都是疾控机构。疫苗是给健康人使用的，有关部门在扩大免疫规划的决策过程中，需要考虑健康影响、公共财政承受力、社会公平等诸多因素。通俗地说，这事做对了能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，做错了会带来健康危害甚至会引起社会矛盾，因此必然充满争议。长期以来，我国免疫规划疫苗价格总体上低于国际市场水平，公益性特征十分明显。低利润彰显企业社会责任，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改进质量和创新的动力。在非免疫规划市场，国内企业的销售规模和盈利空间都有限，其优化工艺和扩大产能的动力不足，也没有能力开展大样本数据收集和循证研究，无法为扩大免疫规划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。

如今我们迎来了好时机。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，正在事实上形成全人群免疫规划。各级党委政府直接部署和有力动员，超越了卫生部门单打独斗，探索出大规模人群场域下疫苗接种的有效途径。同样重要的是，当前民众已经形成接种疫苗保障健康的共识。具备了这样的社会基础，我们有底气将更多的疫苗纳入免疫规划，从而大幅降低其带来的疾病负担。

当前，国内一些疫苗企业提升了能力并积累了相当资金，应加大研发投入，升级换代免疫规划疫苗，并尽快实现高价疫苗的国产替代。疫苗企业还可以设立公益基金并捐赠疫苗，从而形成财政、医保、慈善相结合的免疫规划筹资体系。作为激励，监管部门应当对疫苗研发上市给予政策倾斜，提供更多审评技术支持。节省下来的财政经费可用于疫苗接种点设施建设，以及适当提高基层疾控人员和接种医护人员待遇。

□胡颖廉（原载于1月12日《光明日报》）